任上邪不压正飞吧顺着你想象的风倾城之恋克拉玛依高阳卢凯彤崔正哲

《邪不压正》：飞吧，顺着你想象的风

“人见人爱”确实可以当作文艺作品的一种标杆，但不能当作所有文艺作品的标杆，尤其不能当作姜文电影的标杆。

“人见人爱”的作品肯定是诉诸最低公分母的。这样的作品并不多，一旦问世，也总有个把精英站出来挑错，比如《音乐之声》就曾遭受宝琳·凯尔等大牌影评家的狂扁。另一个近期的本土作品也是如此，只不过在社交媒体时代被强大的民众声浪淹没了而已。

姜文新片《邪不压正》引发的反响，无论在精英圈还是草根圈，都极不统一。随便翻看评论，从最高评价到最低打分，连两极都算不上，如某个汇集影评人评分的文章，从8分到2分，几乎平均分布。再仔细看，每人喜欢或不喜欢的原因都各有不同。

但有一种说法比较直白有趣，叫做，“这次姜文不带我们玩儿了”，言下之意是，“那我们也不陪他玩儿了”。

问题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和《让子弹飞》是姜文陪你玩儿吗？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从票房表现来看，似乎是这样。

但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里存潘美辰在着大面积误读。

姜文从来没想带谁玩儿。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解读，从他的各种采访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带上大家玩儿”是一种生动的表述，换个老套的词儿就是“迎登封合”。姜文的可贵就在于不迎席尔合，在他的概念里，“迎合”反而是看不起观众，是把观众当做低幼人群。他把藏在内心最真切的东西拿出来跟你分享，因为他相信观众值得尊重，值得获取艺术家最本真的心声。

但是，他最真切的东西未必是你最想要的东西，因此，他的心声未能获得你的回响，那也不足为怪。

姜文一直是飞着的。这是他的艺术秉性，如同有些艺术家根植在大地。每个艺术家有自己的旨趣和理想。怪姜文不着地，就好像批评苹果不是梨子，或者埋怨风筝不是拖车。

普通观众很少人会一直处于飞翔状态，我们有起降有停歇。《阳光灿烂的日子》《让子弹飞》也是飞的，只不过很多观众碰巧在这题材上也插了翅膀，所以就跟上了姜文的节奏。

我完全不认同这两部影片属于现实主义，前者用少年的视角挡吸引海内外高层次人材团队住了时代背景的残酷，后者的子弹都能飞飞停停，可见其夸张的程度。诚然，从更宽泛的意义讲，这些都是反映现实的，但绝对不是狭义的写实。

▲《让子弹飞》剧照

姜文作品是透过多重棱镜来反映现实。首先是片中人物对所处时代的过滤。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方的人有成千上万，影片只是选取其中几个而已。有人说《邪不压正》没有反映当年北平的贩夫走卒，因此过于精英。这就好比说，《红楼梦》除了刘姥姥这个角色，没有触碰社会底层，所以不够全面，无法削足适履塞进阶级分析的框子。

文艺作品都是有选择性的，而选择的这些人物是否典型，其实也要看你如何界定“典型”。文艺作品的人物有没有价值，在于他们是不是有鲜明的特色，而非他们能否代表民意——除非你把文艺当做选举民意代表。

第二道棱镜是创作者对于这些人和事的反映。创作者肯定会把自己的情感和理解投射过去，因此，即便有真人真事做底子，呈现出来的也不可能是客观史料，而是带有创作者印记的版本。姜文电影里的男性角色，多半会带上他的痕迹，尤其是他自己扮演的角色，或者明显的跨年龄替身，如马小军和李天然。片中的女性角色也明显是他的意中人，包括红玫瑰蓝玫瑰、或者维纳斯和伊丽莎白（瓦格纳《唐豪瑟》）的设置。

每个创作者都会使用这些棱镜，姜文用得特别极致。这是作者型电影人的一大特点，就是选材和视角均带有强烈个人色彩。因此，姜文电影无法模仿——别人没法模仿他，他也会不屑模仿别人（除了致敬或恶搞，如《一步之遥》中的《教父》段落）。

有人说《让子弹飞由于磁铁和传感器并没有直接之接触》里火车的镜头酷似莱昂内，也有人说《邪不压正》彭于晏的屋顶奔跑让他们想弥拉起《卧虎藏龙》，等等。这些是最浅层的表象。火车镜头不是姜文发明的，也不是莱昂内发明的；屋顶戏在中国武侠片中多如牛毛。真正决定个人风格的，应该是调子、节奏和韵味。同样是屋顶奔跑，李安呈现的飘逸和姜文呈现的狂放，完全是两种味道。

姜文的电影绝对不会人见人爱，你喜欢这部不喜欢那部也实属正常。唯一不正常的，是希望他不要再飞，或者不要用自己的棱镜来观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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